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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翻阅《牡丹亭》，被其中动人的曲词深深吸引，句句动情，字字入心。于是就追本溯源，由明入元，找到顾肇仓选注的《元人杂剧选》来读，却发觉元杂剧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与创作心态有些不同。在元曲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与挣扎，有时他们以儒者自居，追求入仕；而有时又消极避世,甚至玩世不恭。

首先，和历代文人士子一样，元代文人倚着自己学富五车、满腹诗书而自视清高，以风雅之士自居。元杂剧中有许多作品就写出了贫穷落魄的士子对当时商人的鄙视，并保留着传统文人特有的清高之气。如《救风尘》中女主角之一宋引章开始出于生计考虑，在寒士安秀实和周舍之间主动选择了有钱有势又会献殷勤的周舍，哪知婚后宋引章自食其果，被周舍“进门打了五十沙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看看致死”，这才认识到寒士的诚实可靠，在好姐妹赵盼儿的帮助下脱离苦海，再嫁安秀实。作品显然是读书人自我安慰、自我保护和自我崇拜的潜意识流露，同时反映出元代文人对新兴商贾的拒斥心理。不仅如此，他们还十分重文而轻才，正如贾仲明《玉壶春》第三折中书生李玉壶所唱：“[三煞]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两件那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唱踏着那虎口，去红尘中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儿尖，舌儿快，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钵，他可敢心苦似黄蘖。”这段唱词生动反映了元代士子对商人的鄙夷不屑，以及对自己备受冷落的才学的自我欣赏和敝帚自珍。

入仕——自科举制度创建以来，就是儒士所孜孜追求的。因为这是封建社会中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高低的尺度，因为只有功成名就才能被社会和自己所承认和接受。到了元代也不例外，如王实甫的《破窑记》和《西厢记》就以不同情节表现出了儒士们曲折多变的人生际遇。《破窑记》中的吕蒙正是一个满腹经纶却一贫如洗，困顿在城南破窑中的穷书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当富豪刘员外为独生女月娥挑选乘龙快婿、采取抛绣球招亲时，绣球抛进吕蒙正怀中，刘员外不但毁约还讥讽他“穷酸饿醋”，不承认这个女婿。然而当吕蒙正科举入仕，官封县令，从一介寒儒升至朝廷命官时，吕蒙正的才学和能力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昔日耻于有这个“穷酸饿醋”女婿的刘员外满脸殷勤，惟恐做官的女婿不认他，昔日冷眼相讥的街邻们也牵羊担酒列队恭迎。这种随入仕得官而来的自身价值的陡增和荣耀，是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道路，这自然也反映了元杂剧作者寻求文人自身价值的迫切需要。《西厢记》中张生因在仕宦上一举成名而与莺莺终成眷属。可见元代文人仍将功名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并将其视为获得幸福的唯一出路，而且对之热烈企慕。

其次，在自视清高、追求入仕为官的同时，许多作家作品也流露出与之相反的情绪和心态。不少杂剧作品的唱词就有这种情感的渲泄，这种情感首先表现为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嘲讽。在《渔樵记》里作者借朱买臣之口揭露谴责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风雪漫天之夜，一边是包括朱买臣在内的一般平民百姓忍冻挨饿，一边是豪门内酒肉笙歌：“他向那红炉的这暖阁，一壁厢添上兽炭，他把那羊羔来浅注。门外又雪飘飘，耳边厢风飒飒，把那毡帘采低簌，一壁厢有各剌剌象版敲，听波韵悠悠佳人唱，醉了后还只待笑吟吟美酒沽，他每端的遍怎知俺这渔樵每受苦。”强烈的对比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从这些悲愤怨怒中，我们不难得知当时百姓（自然包括广大文人在内）内心有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创伤。

第三，元代还出现了一大批神仙道化剧，它们的内容大抵是或敷演道祖、真人悟道飞升的故事，或描述真人度凡夫俗子和神怪鬼魅的传说。不管故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角度有多么纷繁的变化，这些作品大都是以对仙道境界的肯定和对人世红尘的否定，这构成了他们内容上的总特点。如马致远在《陈抟高卧》里，借剧中的陈抟为赵匡胤占卜，言赵匡胤将来必做皇帝，郑恩必做诸侯。宋开国，陈抟作为有功之人被召，但他极言隐居之自由，辞官而去。这种观点在他为赵匡胤占卜时就明确表示过：“不索重酬劳卖卦先生，从今后罢刀兵，四海澄清，且放闲人看太平，我又不似出师的孔明、休官的陶令，则待学那钓鱼台下老严陵。”而陈抟所向往的生活则是“卧一榻清风，看一轮明月，盖一片白云，枕一块顽石，直睡得陵迁谷变，石烂松枯，长则是抱元守一，穷妙理，造玄机。鸡虫得失何须记，鹏燕鸟逍遥各自知。”逍遥自在、闲适的文人个性在此得以渲泄。著名散曲家张可久的作品多为向往归隐、描写归隐生活的悠闲及写景之作。如他的《清江引·山居春枕》这样写道：“门前好山云占了。尽日无人到。松风响翠涛。槲采烧丹灶。先生醉眠春自老。”就写了春日山居，一枕醉眠，寄情物外，自得其乐的情怀。

与上述那种“看破红尘”式的消极情调表现方式不同，还有一种更普遍、影响更大的倾向，即“放诞”。这种倾向是在儿女风情剧中体现出来的。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重视的是个人的欲望和理想，为了追求自身幸福，他们常常是抱着鱼死网破的精神向封建礼教所代表的社会规范发起冲击。其中最突出的要数《西厢记》了，一介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二人在清净之地普救寺相恋，竟至暗中幽会，私订终身，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后，才子佳人终成了眷属。剧中一对恋人除了他们的个人幸福外将各种社会规范弃之不顾，作者对他们的叛逆行为持赞同态度，可见作者放诞的程度。实际上这也是文人张扬个性、蔑视甚至反抗世俗社会的一种方式。当时还有一批真正沦入下层的文人儒士更为放诞不羁，他们往往倜傥不拘，滑稽玩世，甚至公然出入娼楼妓院，从声色之娱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关汉卿宣称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要“占排场风月功名首”。他的《不伏老》正是对自己的集中写照，与他沉居下僚的遭遇和他那《窦娥冤》中大骂天地的惊人之举相联系起来，这位下层文人不羁的风神便呼之欲出了。

从以上元代的众多戏曲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元曲作家或者说元代文人想入仕为官而不能，想出世隐逸却对统治者存在幻想，尤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存在着幻想，可谓进退两难。造成元代文人“两难”心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文化背景。元蒙统治者以其无情的铁骑侵犯中原沃土并对汉人实施异常残酷的杀戮。在蒙古人向中原进攻时，一旦遇到抵抗，就来一次大屠杀；要是遇不到抵抗那么就是掳掠。不仅元代汉人在政治法律上遭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而且自蒙古灭金即废止科举，长达八十年之久，这就切断了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进仕之路。在被逼无奈的境况之下，在求仕不得之下，元代文人不得不放弃入仕为官的念头而采用一种消极避世，放诞玩世的态度以示反抗或发泄怨愤。

第二个方面是文人自身的原因。尽管元朝对待儒士的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沉于下僚的儒士还有一线渺茫的希望，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的地位较之前代文人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儒士们如遭遇晴天霹雳，惊恐怨愤而又茫然失措，并相应表现为欲起又落的不平心态和进退失据的末路情怀。

在现实中有俗谚云：“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这种生活现实反映在元人爱情剧中，儒生们常常受到达官贵人的蔑视，富户婢仆的白眼，商人的欺侮乃至鸨母的嘲辱。杂剧作家在真实揭露书生们穷困潦倒和为世俗鄙薄的同时，似乎必须描写爱情和仕宦都属美满这种锦上添花的结局，即使是编织的美梦，也可借以寄托和安慰伤感、失望等复杂的心情。

在元代，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人终于爬上统治阶级，做元统治者的帮凶；另一类人则因社会地位低而接近人民，了解他们的疾苦和生活，同情他们的斗争；既爬不上高位，又不愿走向民间，他们在碰壁之余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或放浪于林壑之间，或纵情于诗酒声色之中，产生一种灰色的情绪。

在元曲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被征服者的血泪，听到的是文人士子们无奈的叹息。可见他们是由痛苦而感到麻木，由麻木而变得颓废，由颓废而追求享乐，享乐是享乐了，可是在欢愉的眼角里仍萦着悲惨的泪颗。是隐亦忧，仕亦忧。他们只能在两难的夹缝中徘徊寻觅，执著地追求着人格的完美、哲理的领悟和精神的自由。